社会怪胎在人格犯罪化嬗变中形成
编者按：两年前，本文作者进入监舍，与魔头张君面对面长谈，获得了大量第一手鲜为人知的资料，从心理学角度透视了这个在中国犯罪史上留下深重印记的匪首，披露了张君青少年时期成长的经历和走向犯罪深渊的心路历程。
相信人们读完此文，会对此类社会怪胎的形成，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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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14日上午9时，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张君为首组织抢劫、故意杀人犯罪集团，系首要分子，先后单独、共同实施抢劫、故意杀人犯罪22次，致28人死亡，20人受伤，劫得财物价值人民币5459000余元……”
一个来自湖南乡村的农民，怎么会成为一个以犯罪为事业，以杀人为职业的恶魔?一个不过35岁的人，为什么竟成为一个恶贯满盈、横行无忌，与社会为敌，与政府为敌的黑社会老大?张君又是如何从一个普通人一步一步成为策划、指挥、参与建国以来罕见的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件的匪首的?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在走访了上百名有关人员之后，2001年4月5日晚6时30分，经过特别许可，来到重庆市公安局监管总队，进入第一看守所未决犯监区第4监舍，面对面与张君作了长谈。
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笔者沿着张君的人生历程和犯罪轨迹，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主导张君犯罪的“心理软件”——犯罪人格作了深层次的解读和剖析，发现：极具典型意义的张君犯罪经历，即为人格犯罪化，犯罪人格化的完整过程。在张君一生中，特别是他青少年时期的几次重大的人格嬗变，使他由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最终成为一个疯狂杀人劫财的魔头。剖析张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这个杀人狂魔开脱罪责，而主要目的在于为防止这样的社会怪胎的产生，采取相应的措施提供参考。
一、极度贫穷和落后的文化理念是张君人格犯罪化畸变的温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张君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安福乡花林村一个农民的家庭。花林村因资源条件太差，经常遭受水灾，加之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的干扰，这个村在当地属贫困村，而张君家又是全村出了名的贫困户。张家和中国广大农村家庭一样，传统的“香火”意识依然浓厚，接连生了三个女儿之后，仍然不死心，终于在其父41岁时，张君降生，张家祖上总算续了香火，父母为这棵独苗起了一个他们认为最好的名字：张运喜(后因与别人重名，改为张军，但仍与许多人重名，才改为张君)。
张君一来到这个世上，就得到父母和比他大许多的姐姐们的格外宠爱。家中很穷，处处捉襟见肘，为了省油，母亲和姐姐每天做饭时，用棉花醮上菜油在铁锅上抹一圈，然后炒菜。全家人一年四季就是吃着连点油星子都没有的饭菜度日。尽管如此，张君在这个缺吃少穿的农家，仍然享受着“最高待遇”：母亲在饭桌上，总是把蘸油最多的菜往张君碗里夹；每年春天，家中唯一的财路——用来换油盐酱醋的几棵梨树结满梨子，在把好梨送去乡场卖后，他是全家唯一能吃到几个烂梨子的人；冬季的安福乡很冷，父亲总是把家中最厚的一件棉衣披在张君身上，而自己为了抗寒却去拼命地干活；有什么好吃好穿好玩的全家先让给他，和姐姐们争执，父母总是护着他，而打骂姐姐……
儿时的张君就是在这样一个寒贫的环境里和得到家人呵护的氛围中长大的。在他幼小的头脑中潜移默化形成：我是这个家的中心，全家上下首先应满足的是我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他就又哭又闹，他哭闹的大嗓门全村有名。
笔者：你小时候，父母姐姐对你怎样?
张君：对我很好，父亲特别宠爱我，我成为全家的中心，一切都要顺着我。
这种过分的溺爱，使贫穷生活中的张君竟成为家中“众星棒月”的角色，从而养成了张君从小就好吃懒做，贪图安逸的恶习。同时，也滋长了张君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极端自私的心理和独断霸道的性格，为日后形成他唯我独尊的黑老大的人生观，种下了“根”。
张君心理独白：我做人的原则是宁愿我负别人，而决不能让别人负我。
据张君犯罪集团主要成员交代，所有集团成员必须绝对服从于他，一切听命于他的指挥和调遣，不能有任何反叛行为，稍有违抗，轻则罚款，重则体罚。集团成员中，陈世清、赵正洪、严若明、李泽军、王雨、全弘燕等人都因为违背了张君的意志，有负于他，而程度不同的受过张君的严厉惩罚。有一次张君躲在全弘燕家时，全趁他外出，拿出他的枪来玩，结果走火，子弹打在楼板顶上，张君回来后大发雷霆，狠狠揍了全泓燕一顿，若不是他认为全办事很能干，心也最狠，留着以后有用，当时他真想砸烂她的脑袋。李泽军在长沙作案前踩点因没按张君的吩咐，离开指定地点10多米，被张君罚站8小时。陈世清在随张君前往重庆作案途中，开车时将小车撞坏，张君暴跳如雷，大骂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责其交出8000元罚款，再要将其赶出“山门”，陈世清苦苦求情，最后当着集团成员的面，自己用菜刀将左脚小趾剁掉一节才了断此事。
胡华(张君专案监管组组长)：张君是一个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任何时候他都难以容忍别人违背他的意志。
我们从张君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所作所为里，不难看出他早年性格的影子，他人格形成之初就陷入一种心理误区，向着一种危险的方向倾斜，之后又没有得到及时的矫正，终于成为他人生发展里程中的“祸根”。
二、社会歧视使他倾斜人格再次形成极度自卑的扭曲
1973年，7岁的张君就读于村小学，来到了一个与家里完全不同的世界——学校。在这里他不再是中心，没有人护着他，也没有人让着他，他甚至连哭闹的理由和机会都没有。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周围人对他一身破衣烂衫投来的是鄙视的眼光；他冬天没鞋穿，赤着脚在雪地上走，脚冻肿了也成为同学们嘲笑的理由……他常常成为被欺侮的对象。
有两件事让张君刻骨铭心：一是上小学五年级那年，他十分羡慕村里富裕家庭的同学骑自行车。一次，他鼓足了勇气上前摸了同学的自行车，谁想，这个同学不客气地打开了他的手，并高声辱骂起来，那种被侮后的感觉至今也让张君忿忿不平；二是有一次父母带他去一个较富裕的亲戚家作客，吃饭时，张君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丰盛的菜，禁不住狼吞虎咽起来，吃完第一碗饭，就急去盛第二碗，这时亲戚全家人都流露出一种不屑的眼神。张君第一次感受到被人瞧不起的滋味，那种眼神的寒光至今也让张君感到一种透心凉。在这种因贫穷而受人岐视和欺负的氛围里，使张君原来张扬无忌的性格受到一种顿挫，开始向另一个极端转向：低人一等的自卑感。
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在6－11岁的年龄，是决定其心理倾向自信积极、勤奋向上，还是自卑消沉、自暴自弃的关键阶段。如果一个人在此时处于一种被压抑、被岐视的环境，就会感到他的安全、他的生存、他的发展总是受到某种阻碍和威胁。张君当时正是处于这一阶段，这些事件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使其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
12岁那年，张君的母亲病倒了，其父将准备盖房子的水泥、砖瓦卖成钱，送她去长沙大医院检查，诊断结果为子宫癌，须马上动手术，可这时张君家已拿不出一分钱了，无奈其父母只好求助于长沙市的一个亲戚，可不但钱没有借到，还受了一番侮辱，亲戚嫌其母身上带病菌，当着张君父母的面用酒精消毒母亲坐过的凳子。
张君心理独白：人们只看到我狠和狂的一面，可我心里时时都在被人瞧不起的阴影里。
自卑感过强的人，其社会行为容易趋于“极端化”：有时畏首畏尾、感情抑郁，不想见人；而有时却生出一种异常激烈的暴怒，有时还会做出意想不到的极端行为。张君的家人和同学发现他的性格变得孤僻、不合群、多疑、行为也比较反常。常莫名其妙地为一点小事暴跳如雷，乱发脾气。别的小孩捉到甲壳虫、青蛙、小鸟等一些小动物，都会养起来逗着玩，而张君却将它们杀死，用竹签将其身体穿透，然后埋入土中，过段时间再挖出来“示众”，他似乎以此达到内心的泻泄。
刘泽伦(重庆市公安局监管总队第一看守所所长)：张君看起来自大自狂，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他骨子里还是十分自卑自怜的人。
在学校这个集体中，在家之外的社会环境里，少年张君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迷惘和迷乱之中，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自我否定。他本已倾斜的人格，又遭到一种扭曲，为日后他人格形成强烈的攻击性，蓄积了可怕的心理能量。
三、扭曲的人格、自卑的心理，随时都可能裂变为报复社会，实施犯罪的心理结构定式——人格的犯罪化定格
正在张君读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张君母亲把张君叫到床前，嘱他要好好学习，为张家争口气，争取考上高中，谁知这是母亲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等他放学回来，母亲已上吊自杀了。母亲的突然离去，使张君陷入巨大的痛苦和悲伤之中，对母爱十分依恋的他，仿佛一下子跌入一座深不见底的水井里，无助而孤苦，无奈而绝望，他人格的深处，伴随着青春期的躁动，正静静地发生着裂变。
一方面，他似乎一下子长大和懂事了许多，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他胸中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实现母亲的遗愿：考上高中。本来就悟性较高的他，如今专注于学习，成绩很快就上去了。以至于初中毕业那年，他从全班第几十名，一跃成为第5名，考取了高中。
另一方面，他变得更孤僻了，更加仇恨那些看不起和欺侮他的人。一股不可扼制的攻击欲望在他胸中翻滚。“我真想一个个杀了他们!”张君至今谈到这事，仍然那么咬牙切齿。有一年他在村里看了一部当时轰动全国的武打片，一下子被迷住了，“跑再多路，每次上演都要去看，看了电影仿佛自己也长了一身武功似的。”从此，他学着电影上的一招一式，开始自习武功，而支撑他练武的精神动力就是“复仇”。随着每天拳脚操练，他心中一股邪劲也日渐增长，为日后他杀人越货埋下了伏笔。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青春期，由于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的不平衡，独立意向与依附感的矛盾引起青少年激烈的心理动荡，在进行社会选择过程中常常由于认识能力和道德水平所限，易产生越轨和偏差行为。故称之为“危险年龄段。”
1982年，来到乡高中住读的张君，正处于这一年龄段。贫寒的家境、过早的失去母爱，长期自卑感的煎熬，使他的心理显得动荡不安。他在新环境中，对同学们的态度显得十分敏感：不经意的眼神和话语，都使他理解为对自己的瞧不起。开始班上的女同学对他挺有好感，但是后来得知他的家境后，她们也就不再理睬他了。这无疑对张君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他感到受到奇耻大辱，“我发誓以后要报复她们”。
张君心理独白：男人不该结婚娶老婆，有情妇就行了，而且想换就换。
这就是张君在以后的犯罪生涯里为什么找了那么多情妇的根源。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满足他的欲望，还有就是一种险恶用心，为自己作案做掩护和当帮凶；但更深层的原因，张君是把这些情妇当作泄欲的工具和报复的对象，以找回他早年的失落。他除了固定的情妇之外，为了泄欲，“吃快餐”，先后找了不下200个卖淫女。为了满足他的变态需要，张君还命令他的同伙在宾馆与妓女搞性表演，他在一旁观看，甚至强迫情妇一同观看。
考取高中后，他似乎对死去的母亲有个交代了，对学习失去了兴趣，相反对他认为种种对自己“不公平”的事情，采取了过激的行为。仗着学了几天武功，他四处寻衅滋事，只要是过去曾欺辱过他的，甚至于他看不惯的，他都要找机会收拾对方。在整个安乡县称王称霸，人送外号“土匪”。
蒋毅(张君专案监管组成员)：在张君身上有一股极强的攻击性，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在口头上攻击社会，攻击政府，攻击警察，攻击他认为一切可以攻击的人，他甚至以此为乐趣。
事实上，张君的这种异常强烈的攻击性，正是发端于的他青春躁动期，他在心中种下了对他人和周围一切仇恨的种子。压抑已久的自我，通过习武，通过打架斗殴和称霸一方，找到了发泄内心攻击欲望的复仇之路，使他的人格终于走向犯罪。1983年10月，张君终因犯流氓罪被安乡县人民法院判刑3年，被送进了湖南省郴州市少管所。
四、社会的变型期大环境，法制不完备的缺陷，连续违法犯罪的“低成本”代价，强化了“人格的犯罪化”
张君用拳头和刀子没有找回自己的尊严，相反等待他的是三年少管所的铁窗生活。三年中他的表现还可以，被选为室长，同室的十几名少年犯都服他管。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管人的滋味，他那霸道和攻击性很强的性格因此而有了“用武”之地。对不服者，他用拳头“镇压”，还想出各种花招给予惩罚。这段经历，为张君日后组织自己的犯罪集团取得了“经验”。
从少管所出来后，张君认为：“靠自己所学的本事(指武功)，是不能出人头地的……于是，我渴望有把枪。有了枪就有了一切。”从此，枪，成为张君大脑皮层上最大的兴奋点。他收集了大量的关于枪械方面的资料，潜心钻研，决定自己造一把枪，他用几年的时间，把偷鸡摸狗搞来的钱，买材料请人加工枪械零件，终于自制出一把短枪。枪壮贼胆，张君决定在实践中检验它的“作品”，用暴力的手段，抢劫财物，以满足他饥不择食的贪欲。
1991年6月25日，张君经过多次踩点，凌晨3时许，窜到湖南省津市市建设路171号个体香烟批发店，将携带的汽油倒在商店门上，欲烧门入室，店主文祖元听见响动开门查看，张君即持枪威胁，并开枪击中文祖元头部，文的妻子见状高声呼救，张君逃离现场。这是张君所作的第一起抢劫案，可以看出他“心气”很高，“出手不凡”，表现出相当的凶残，这为以后他的抢劫杀人生涯定了“基调”。
在之后的一年里，张君经过改进，竟又造出几把枪来，而他的野心也一天天膨胀起来。他决定大干一场，用枪支掠夺、占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以填平他严重失衡的心态，用枪去干掉、消灭一切妨碍他的人，进而去报复他十分仇视的社会。
张君心理独白：我对整个社会恨之入骨，除了对我有恩的人之外，其他人对我来说都是尸体。社会99％的人都是坏人，都该杀。
一天他遇到他在少管所的同室刘保刚，“我们两个只说了几句话，我就看出他身上有和我一样的贪婪”。张君说：“不过他只是贪财、贪色而已，还没有我那么大的野心。”二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张君交给刘保刚一把自制的短枪，并教会他使用。1993年4月，便邀约刘保刚共同抢劫在安乡县城关镇做百货生意的曾桂枝。遭当事人反抗和高声呼救，张、刘二人逃离现场。逃跑途中，发现刘保刚脚被枪自伤，二人将自制枪拆卸后抛入河塘里。第二天，张君惟恐罪行败露，他便将刘保刚骗至一僻静处，趁其不备，用事先准备的铁锤猛击刘保刚的头部、胸部，又用绳勒其颈部，致其死亡后，将尸体装入口袋，捆上石头，沉尸于河中。这是张君生平第一次杀人，而且杀的是他的同伙。
笔者：当时你为什么要杀刘保刚，他可是你的同伙，是为了保全自己吗?
张君：不仅仅是为了保全自己。刘保刚可以说是我所碰到的人中，最让我看得起的人，比陈世清那帮笨蛋强好多倍。当时实在没办法，这个人有胆量、有头脑、又冷酷无情，除掉他也是为将来少一个对手。
七年后，张君终于吐出他第一次杀人的深层次动机，他想独霸“江湖”的野心和“深谋远虑”以及对同类的残忍由此可见一斑。至此，他的人格的深处，已烙上了浓重的犯罪印记。一种极端利已主义哲学在他心中生根，成为支撑他以后连续杀人的“精神支柱”，他的人格已彻底的犯罪化了。
雍平(重庆市公安局监管总队副总队长)：在张君的性格里，有着极为凶残的一面，别人在他眼里，只是可以随意剥夺其生命的东西。
杀死同伙后，张君逃到福建，开始了他亡命天涯、浪迹江湖的不归历程。这期间他干过苦力、当过“鸡头”、搞过诈骗、做过假钞生意等等，而这一切，只为一个目的：搞到足够的钱，然后去边境地区买真枪。
1994年7月，张君来到云南开远市，结识了纳波。纳波将张君带到云南建水县，将其妹夫朱加武的一支五四式手枪以5000元的价格卖给张君。张君求枪心切，不惜以高价买进，又出资150元从纳波处购得五四式手枪子弹20发、步枪子弹10发，手榴弹1枚。当天晚上，张君在旅店的床上激动不已彻夜难眠，他抱住这把枪一遍又一遍的亲吻，爱不释手，他日思夜想的真枪终于到手，他把这一刻，称之为他“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张君的解释令人毛骨悚然：“有枪就有了一切，有钱，有名牌，有车子，有女人，有权力。可以想叫谁死就叫谁死。”
从此，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张君都将这把枪带在身上，并用它单独或共同抢劫故意杀人作案9次，单独致4人死亡，共同致13人死亡，3人重伤，12人轻伤，2人轻微伤。
钱永培(重庆市公安局监管总队总队长)：张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犯罪分子，他的作案能量和对整个社会的破坏都是罕见的，他是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是人民的公敌。
张君在一次又一次得手的血腥的抢劫杀人案中，欲望恶性膨胀，野心迅速扩张——他在每次犯罪活动中，打上了他深深的人格痕迹：凶残、狠毒、狡诈、反叛、邪恶、疯狂，同时，也注定了他和他的犯罪集团毁灭的命运。
我们经过对张君人格的犯罪化、犯罪的人格化全过程的心理剖析后，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结论，并作为本文的结尾：要防止和减少张君类式的社会怪胎产生，即有效地防止和减少各种刑事犯罪，全社会必须筑起五道防线。一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消除贫穷，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二是重视和强化教育为本的基本国策，完善和发挥国民义务教育和其它素质教育的教化矫正的功能，加强德育和有关法制教育；三是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加强政法各部门与社会各方合作，强化对各种违法犯罪人员的监管和教育转化工作，防止其癌变，重新实施犯罪；四，落实社会治安的各项工作要求，完善社会防范机制，净化社会治安环境；五，改革和加强公安工作，不断加大对各种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第一打击力)，对各种有了组织犯罪、暴力犯罪、黑恶势力犯罪和严重的跨区域流窜犯罪，精心组织专门力量，做到露头就打，遏制各类犯罪增长升级的势头，不让犯罪分子心存侥幸。